二是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鼓励富裕群体履行社会责任，为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营造环境氛围，对一些行业不合理的、虚高的收入实行综合治理。

一方面，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融资增长导致住户部门杠杆率上升。截至2019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达到30.2万亿元，占全部人民币贷款总余额的19.72%，比2008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

在生产性融资内部，第三产业融资规模快速上升，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融资增速明显放缓。住户部门的资金净融出率（资金净融出/GDP）由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14%以上，降至2018年的约6%。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金净融入率（资金净融入/GDP）达到14%左右。宏观融资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 一是住户部门和广义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2019年中国经济中实体部门的利息偿付支出总额达到12.9万亿元，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实体部门的利息偿付支出总额已经相当于当年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50.5%，可用于新增用途的净增融资被大幅挤压。直接融资占比有所提升，但主要得益于债券市场融资能力的增强，股权融资仍然是需要加强的问题。二是全国范围内在有些政策上要统一，比如税收政策，除了自贸区、自贸港，其他一些地方存在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太一样的情况，有些地方通过减免税来招商引资，会导致生产要素的配置很难达到全国统一的效率最大化。

三是一些市场准入的标准，在《意见》中也比较突出，一定要实现全国一张清单，不能各自为政。户籍制度改革我国一直在做，这两年我们又提出推动户籍制度转变为常住地登记制度，实现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脱钩。如果说户籍制度未来会不会取消，答案是不会，户籍制度会一直存在，总要有个登记地。Q：由此带来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手段吗？ 陆铭：谈共同富裕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三类人分别去理解。

Q：为什么说劳动力自由流动对建设统一大市场非常关键？ 陆铭：当前，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劳动力供给的总量从趋势上看是在缓慢下降的。如果不想走，对留下来的人，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配套制度改革等，保证留下的人也能有好的生活，这是我们该做的。

作者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来源《新京报》旗下微信公众号知道News。Q：当前推动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面临哪些问题？ 陆铭：从当前的状况来看，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自由流动存在一定制约。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不是说完全没有政府的干预。第三类人不愿意或者无能力从现在经济发展机会比较缺乏的地方流出，那么随着身边的人逐渐流出，他的资源占有量是在提高的，特别是对于从事农业、矿产业等自然资源产业的人来说。

进入 陆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国统一大市场 。同时，国家再通过转移支付等政策手段对这些地区加以支持，最终实现三类人共同富裕。如果政府出台一些标准，把全国统一起来，正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讲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促进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就是有效利用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在生产要素大循环的过程中，地区之间将走向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有人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计划，我觉得这种议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政府的功能。第二类人目前生活的地方经济发展机会比较缺乏，那么可以通过流动到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去实现富裕。

我也认为，政府应当重视这些误解的声音，在实践上让大家感受到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去做的，不要让大家担心。从当前的数据看，中国已经出现经济和人口向少数地区同步集中，但是人均GDP差距缩小的趋势。仅从国内来讲，在国内搞市场经济，一定是国内畅通大循环，商品自由流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对另外一些人口流出的地方来说，未来产业会逐渐集中在农业、旅游、自然资源等，这些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不会太多。这样一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际上也在促进地区间的分工，形成一种每个地方按照自己的特色来发展当地产业的局面，各司其职，这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含义。因此，我们要敢于让劳动力自由地流动起来，你想走吗？如果想走，那么现在出台这个《意见》就是要把制度的障碍给减下来，你愿意走就可以走。

实现国内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大循环，可以更好发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意见》的出台就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国内大市场发展。

Q：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你有哪些建议？ 陆铭：我认为有3点比较重要。那么，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就显得特别重要。

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未来你享受的公共服务只跟你住在哪有关，与你的户籍身份无关。在规模经济的吸引力下，如果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自然会向经济发展较好的少数地区集中，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比如我国的沿海地区。

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一些人口流出地加强转移支付，促进不同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的相对均等化。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最后到了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的状态之下，人均GDP差距也不会缩小至0，不会实现绝对的均等。Q：实现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向是怎样的？ 陆铭：从最终目标的角度来讲，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户籍制度最终会转化为常住地登记制度，但是在那个目标实现之前，户籍制度还是重要的。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这是不可比的优势。

在发达国家，人均农场面积可以达到上百亩甚至几百亩，我们会不会称之为空心化？ 如果中性地看待人口流出这个现象，人口流出意味着人均资源占有量在提高，其实是有利于提高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以及人均收入的。第一类人现在就居住和工作在有强劲经济发展机会的地方，这类人可以直接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富裕。

什么叫计划经济，比如本来由市场决定价格，政府去干预。一是取消阻碍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前面讲到的户籍制度的障碍要慢慢下降。

当然我们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Q：搞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重回计划经济吗？ 陆铭：我听到了一些这样的声音，这完全是误读

进入专题： 社会成本 。行政管理中，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会不断地制造问题，强化自己的存在感。减少城市行政部门，一方面可以节约行政开支，把大量资金用于创造财富上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而言，不能照抄照搬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利用市场经济的外部性，通过发展金融产业，收割其他国家的财富。

假如为了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盲目地发展服务业，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但是，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发展消费性的服务业，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经济出现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认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中国经济的质量越高。数据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直接收集城市运转的各项数据资料，并且利用数据库进行数据的分析整理，及时发现问题，供决策部门使用。

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居民的负担，避免出现扰民现象。只有大幅度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减少国有企业的交易费用，中国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